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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一张我家的火车站站台地图

青年文摘2018-04-15 10:54:55


我父母在建筑单位工作,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安家。我的父母,一个是湖北人,一个是山东人,家里六个孩子,出生在四个地方。在我懂事之后,我家才相对稳定地待在了一个城市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奔波最少。然而,在小时候,我是多么羡慕父母和哥哥姐姐,他们每个人至少拥有一个刻着他们的记忆与历史的站台。

父亲的站台,在汉口。21岁,他中专毕业后已经在武汉工作了5年,忽然心血来潮,决定去支援大西北建设。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登上北上的列车,站台与列车距离很远,身高180厘米、酷爱打篮球的父亲,只用了两步。

站台上送行的人中,没有父亲的亲人,然而火红的横幅上所写的“热烈欢送”与他有关,他是光荣的支边青年,他的青春将挥洒于一片荒无人烟之处。

母亲的站台,在锦州。作为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后代,母亲的少女时代是在辽宁度过的。在母亲的叙述里,锦州火车站永远热闹而又危险,似乎每一步都会遇到坏人。那时候的她,是个漂亮的姑娘,皮肤白里透红,麻花辫一直垂到腰间,追求她的人很多,然而作为一个疑心很重的处女座姑娘,她觉得陌生的男人似乎不安好心。

母亲的行李是两只硕大的老式牛皮箱,同行的男生帮她拎上车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塞进座位底下。母亲随身的布袋里装着馒头、咸菜与白水煮熟的鸡蛋,而站台上,不知道谁的袋子不够结实,被挤烂了,白面馒头与鸡蛋撒了一地。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一样的年代,穿一样的衣服,吃一样的东西,每个人上路的时候,口袋里装的都是面食与煮熟的鸡蛋。

火车开动,白底黑字的水泥站牌上,“锦州”消失在夜风里。母亲这辈子再未回过锦州,然而当二姐出生时,她坚持在新生儿的名字里,镶进了一个“锦”字。

我的大哥大姐出生在西宁。那时候的西宁火车站,奔跑的还是一种窄轨小火车,姥姥家就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坡地上,爬上红砖房顶就能看到站台。大哥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爬房顶,到了六七岁,经常在房顶上一待就是半天。

“今天,站台上有个瘸子。”他在饭桌上对姥姥说。

“有个小男孩拿个花皮球下车,他肯定是从上海来的。”他在睡觉前对我大姐说。

站台就是他的天堂电影院,每天上映不同的影片。

我去过大哥大姐的站台,那时候,大哥已经去陕西当兵,火车站旁边的那处姥姥家的平房由姨妈接管。旧车站即将废弃,偶尔有一两列火车经过,站台上空荡荡的,只有一些提着饭盒的铁路工人,在傍晚六点的时候,等在站台上,不说话,像站台旁边野生的枸杞。

二哥三哥的站台在洛阳,他们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在河南工作。

大学的时候,每年都有同学要去洛阳看牡丹,我总说要去,却因故未能成行。工作后,终于有一次去洛阳出差。回程的时候,买到的车票是发往广州的,正是南下打工潮汹涌的年代,我的同事好不容易挤上车后,发现背包带被人齐刷刷地剪断,在她的肩头滑稽地晃动。车门处挤满了扭曲的脸,想要下车已经不可能了。我们奔进车厢,透过车窗看到站台上,两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手里拿着没有带子的蓝色拎包。“抓小偷!”同事把头探出车窗,大声喊。小青年继续慢悠悠地走路,站台上跑来跑去的都是着急赶火车的人,每个人都像要逃跑的“小偷”,只有真正的小偷,宛如路人。

回家后,我对二哥说,洛阳火车站真乱,二哥挠挠头,问:“是吗?”他离开那个站台的时候只有5岁,母亲背着他,二哥的两只鞋都被挤掉了。后来每次谈起这件事,母亲总说,幸亏两只都挤掉了,别人捡去,还能穿。

我二姐的站台在兰州。那时候,姥姥、姥爷已经从西宁搬去兰州定居,母亲在姥姥家生完二姐,便把她留在了那儿,跟随单位的工程,去了嘉峪关。三年后,我出生在嘉峪关,再过几年,父母终于调去了另外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,地理上恰巧位于嘉峪关与兰州之间。于是,母亲抱着我,踏上嘉峪关的站台,父亲则抱着姐姐,踏上兰州的站台。

我离开嘉峪关的时候不到三岁,对于站台的印象几乎为零。听母亲说,当时正值盛夏,站台上有卖西瓜的,一个青皮红瓤大西瓜,被切成一牙一牙,花朵似的摆在一块纱布下面,母亲见我嘴馋,便花一毛钱买了一牙给我,吃完我便开始上吐下泻。

那一路的折腾,深深地刻进了母亲的脑海里,此后每一次,无论谁坐火车,母亲都要叮嘱,站台上的东西不能买。

整个学生时代,履历表上任何一次填写出生地,我都会自豪地写上“嘉峪关”。这是一个出现在地理、历史书中的地名,是边塞诗人灵感的源泉。

梦中嘉峪关的站台,是加柔光的,母亲穿着她最喜欢的白衬衣,抱着一个手里拿着红西瓜的小姑娘。背后的站台上,“嘉峪关”三个又大又粗的黑字,被雪白的背景衬托着。

后来我去新疆,路过嘉峪关。站台完全裸露在日光下,站在站台上,踮起脚尖,可以看到车站的建筑上方,“嘉峪关”三个大字的背影,下车的几乎都是背包客,蜗牛似的迅速消失在出站口的铁门后面。在那扇铁门的旁边,有两个红砖砌成的花坛,花坛里面,蜀葵奋力向上生长,开出粉红色、深紫色的花朵。

嘉峪关站牌上所指示的下一站,地名为“绿化”,只有慢车才会停靠。

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,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站台都已经重新翻修,连后来我成长的那个小城金昌,火车站也重新修建。新的站台,有密实的顶棚,我们再也不可能踏着站台上咯吱作响的积雪,从火车上接下来一个热气腾腾的人,当他双脚落地时,豪气地感叹:这雪真厚!■

(《青年文摘·快点》,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)